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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莞，其调研重点是传统制造业的升级问题。传统制造业中，除了电子产品，在东莞更具典型意义的是一件日常用品：鞋子。东莞曾制造出全球1/4的运动鞋。在东莞的厚街，昌健鞋业有限公司厂区里的工人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一幕是，每天不定时，会有几名工人不紧不慢地把那些刚刚生产出来的鞋子往车上搬。偌大的厂区里，显得寂寥而空旷。
15美元的鞋子利润率仅1% 转型机器人在所难免？
[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这些企业已经开始觉察到东莞不利的环境。很快，他们就不远千里把产能转到东南亚、非洲等劳动力更加丰富、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在国内，他们则迁到四川、江西、湖南等内陆省份]
这些包括CAT等国际知名品牌在内质地优良的鞋子将漂洋过海销往欧美。就在几年前，厂区里曾车水马龙，人们接踵比肩。
这在昌健鞋业董事长童水顺看来，东莞鞋业眼下处境与2008年有些类似。那一年，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席卷下，童水顺因工厂自美国的订单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而“吓了一大跳”。
过去十年，欧美市场不断削减这家鞋厂的订单，以致员工减少了九成。
鞋业的困境，同样笼罩于东莞其他传统的代工制造业。自2008年以来，作为“世界工厂”，东莞代工制造业的霸主地位已被撼动。全球经济持续疲软，以出口为主的东莞代工制造业遭受冲击。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国内劳动力等生产成本持续攀高，大量大型代工厂陆续转移、压缩规模，甚至关闭。
东莞官方在十年前就预见：“如果再以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作为优势来引资，和自杀无异。”
“但不太好改。”曾担任东莞市特约研究员的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江对第一财经记者说，东莞传统制造业“实在是太庞大了”。
劳动力的成本困境
昌健鞋业所在的东莞市厚街汀山社区，空旷的街道两边，一些大门紧闭的厂房拉出的“出租”横幅已显陈旧。
十年来，如今已年过花甲的童水顺亲眼看见，身边“很多比我更优秀的人”不断地关闭他们在东莞的工厂。
据报道，自从金融危机以来，东莞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运动鞋生产企业——裕元集团、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企业——华坚集团，以及大力卜集团（绿洲鞋业、绿扬鞋业）、顺天集团（力凯鞋业）等都在转移。
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这些企业已经开始觉察到东莞不利的环境。很快，他们就不远千里把产能转到东南亚、非洲等劳动力更加丰富、成本更低廉的国家。而在国内，他们则迁到四川、江西、湖南等内陆省份。
作为撑起东莞制造业“半边天”的台商之一，童水顺同样也削减了公司在东莞的产能。他是在1990年将在台湾的鞋厂搬到东莞厚街的。过去几年中，他已经把在东莞大部分的产能转到越南和老挝。自己则成了一名“空中飞人”，不停地在东莞和以上两地来回。
东莞劳动力成本不断攀高，迫使童水顺只能做出如此选择。按照童水顺的说法，在柬埔寨投产的工厂，初期设有3条生产线，大约1500人，新招的普工底薪为128美元，8小时，六天制，加上加班费以及其他津贴，大约是200～250美元，不到东莞制鞋工人的一半。
“在东莞，招人困难，成本高。”东莞台协执行常务副会长谢庆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制造商选择“东南飞”，不单单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童水顺介绍，例如，一双女鞋，即使中国与柬埔寨的报价同为9美元，客户依然会选择将订单下在柬埔寨。这涉及关税的问题。因为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鞋产品大约要交15%~20%的关税，越南的鞋类对欧出口关税不到10%，而柬埔寨出口欧洲则享受免关税的优惠。
最近，童水顺的工厂突然多了一些订单，他为此需要多招一些工人。但他耗时一个月，最终一个合适的也没有招到。“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结构在改变。”他用自己的工厂举例说，当初选择到东莞打工的人，是因为他们老家没有工厂而不得不背井离乡。随着内地工厂的崛起，以及出于对父母子女的照顾需要，他的很多员工不再回来。
最高峰时，童水顺在东莞开过5家工厂，员工近万，但他目前已经把这些工厂压缩到了两家，员工减少了九成，约1000人。
东莞鞋企规模正在不断瘦身。对东莞鞋业有将近20年研究的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举例说，裕元集团在最高峰时工人超过10万，但现在只有两三万人。谢庆源说，从2008年到现在，台商在东莞的代工厂剩下的产能基本上不到1/3了。李鹏则表示，以前用工量3000人以下的被认为是中小工厂，1000人以下的被认为是小工厂。而随着大型工厂的迁出，现在3000人左右的都算是大型工厂了。
升级也需资本
童水顺在东莞的鞋厂已经把规模缩到最小，整体经营状况是“赚一点点，亏一点点，起起伏伏”。
10多年前，一双出口价为5美元的鞋子，大约可以赚2美元；五六年前大约可赚1美元；现在，出口一双15美元的鞋子，甚至连1元人民币都赚不到，利润率大约只有1%，有些订单还会亏损。他们只能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才能将总数摊平。
童水顺说：“一双鞋，我们现在没有利润。”即便如此，他并没有选择关闭所有他在东莞的工厂，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那些跟随他多年的员工失业。
不过，东莞有着其他地方没有的优势。经过几年的发展后，尽管东南亚国家的制鞋水平已经紧追中国大陆，但在童水顺和谢庆源等台商眼中，东莞至今依然是世界最重要的制鞋基地，其地位至今无法被其他地方所替代。
就像李鹏等对东莞制造业有多年研究的人士所说，不少工厂的研发、设计、接单等相对高附加值的环节基本都还留在东莞，国际采购商、原材料以及高端制鞋人才也依然汇聚在东莞。
童水顺说，工厂一直在想办法来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
在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江看来，转型升级对于拥有数万家制造企业的东莞来说，即便是想想都是个极其困难的大问题。“从数量上来讲是非常可怕的。”他说，因为东莞绝大多数的企业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品牌，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真正有能力和有愿意进行转型升级的企业并不多。
但东莞一直在努力。东莞官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机器换人”。2016东莞市政府报告显示，2015年制定了东莞制造2025战略，大力推动“机器换人”和智能装备制造业发展。全市拥有智能装备制造企业400多家，机器人产业集群初具规模。
用自动化机器人替代人工，其优势好比是火车之于马车，这将解决东莞制造业用工困难和成本过高的难题。童水顺曾到德国一家自动化机器人鞋厂参观，他发现，一条需要50到80名工人的生产线，如果采用德国自动化机器人来生产，仅需要3名工程师。
但童水顺的工厂也没有使用自动化机器人来替代工人。他说，升级关系到企业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本。“现在的自动化机器人成本高不可攀，我们根本买不起。”
淘汰“落后产能”已经开始
类似的状况也出现在东莞的另一个制造业大户，即电子信息制造业。
作为全国首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名镇”，整个东莞石碣镇显得较为冷清。
在位于该镇科技中路的一家电子企业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线上的智能手机HDI电路板不断产出。这些几何形电路板，最终将安置在华为、中兴等中国品牌的手机体内。
东莞市五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五株电子”），是国内智能手机HDI电路板生产商之一。和东莞许多电子制造企业一样，五株电子曾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中遭重创。但不同的是，它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越来越大，甚至正在筹备上市。
“这是逆势的成长。”五株电子行政总监曾国权称。
曾国权说，五株电子从2012年开始就进行了转型升级。通过智能设备来替换人工，为企业增加利润空间。
五株电子目前在东莞共有3000多名员工。记者在五株电子车间内看到的一则“产线机器换人减员增效提质情况介绍”的资料显示，在手动钻针研磨机改换成全自动钻针研磨机之前，车间需要的人工总数为24人，产量为每天7.2万支。而使用全自动钻针研磨机后，车间需要的人工总数仅为8人，产量为每天11.7万支，直接和间接共减少59人，生产效率提高了6.5倍。
另一则“产线机器换人减员增效提质情况介绍”的资料则显示，在半自动电测机改换成全自动电测机之前，车间需要的人工总数为70人，而使用全自动电测机后，车间需要的人工总数仅为24人，直接和间接共减少99人，生产效率提高了3.2倍。
曾国权介绍，公司的第一次转型搭上了智能手机产业的快车，其生产的手机HDI电路板等高端产品迅速打开销路。
但谈及公司的转型升级，曾国权说，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我们的一些设备，前期投入太大了，动不动就是几百万。”他解释说，公司车间目前没有全部使用智能设备，原因是基于资金的考虑。
资金是东莞制造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遭遇到的首只“拦路虎”。“转型（升级）是可以，但是老板需要掏出一笔资金来换机器人，很多老板没有这笔钱。”东莞电子元件行业协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随着人工成本上升和订单的下降，有的企业把以前赚到的钱都倒贴出去，甚至有的企业则已经熬不住了。
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已经出现了分化。尹建文是东莞电子行业协会秘书长，他表示，在东莞电子信息产业中，相对来说，智能手机的发展较好，而其他传统的电子加工“生意不好做”，有部分企业已经倒闭。
据此前报道，2015年，东莞市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987家，而在2009年，东莞市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企业则高达1604家。
在曾国权看来，企业的转型升级，至少需要3个条件：设备投入、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对于一些小规模企业来说，未必拥有足够的资金去购买先进的设备，而技术人才也未必乐意到规模较小的企业去工作。
